郑玉治

面食于我，总牵系些刻骨的念想。

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下，物资匮乏得像被晒透的海绵，任你怎么攥，也挤不出半滴油水。一碗面，是得等到生日或年节才肯露脸的稀罕物。

小学一年级那年，学校要办运动会。前一天，我碰巧听见班主任郑老师和体育老师在低语：“明天中午给娃们煮面，得奖状的，再额外加个白面馒头……”这话像根火柴，“噌”地引燃了我心里的火——那会儿面粉是按票供应的细粮，金贵得很，想吃上一口实在不容易。

第二天的赛场上，我攥着垒球的手心沁满了汗，跑道上的风刮得脸颊生疼，可一想到那碗冒着热气的面条，还有暄软雪白的馒头，腿肚子就像装了弹簧，浑身的劲儿都涌了上来。最后，跑步、垒球项目我双双夺魁！这份荣誉的背后，能吃上一口稀罕的面食，无疑是最硬核的动力。

转年，9岁的我因体育特长被学区推荐到泉州市少体校参加集训。人生的跑道，就这么因一碗面的念想往前多跨了一大步。

时光荏苒，升入中学，家距学校5公里，中午全靠食堂蒸的盒饭果腹。配饭的菜，不是5分钱一碟的水煮青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拌酱油。同班有个女同学，父亲是教员，每周总会有一天捧着印着红五星的搪瓷缸回教室。缸里是炒油面，葱花裹着猪油香漫过来，引得我直咽口水。我总偷偷地数她筷子起落的次数，看那金黄的面条缠在竹筷上，心里把“要是能尝一口”的念头转了千百遍。此情此景，真应了白居易“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的写照，一碗寻常油面，在那时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初二那年倒先解了馋。年段组织班委和“三好生”前往厦门举办夏令营，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乘坐租来的大客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抵达集美鳌园。参观完陈嘉庚先生故居后，领队老师指着棕榈树下的木桶说：“管够！”桶里是加了包菜、香菇的汤面，还有炸得金黄的猪油粕。我盛了满满一碗，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放，巴浪鱼干的咸香混着面香，吃得那叫一个酣畅。饭后登鼓浪屿日光岩，海风拂着发梢，眺望厦门岛像块翡翠浮在蓝水里。再想起那碗面，忽然懂得“心旷神怡”四个字，原是又饱又暖时才有的心境。

最盼的还是立夏。那会儿乡下有讲究，立夏吃夏面，能保全年平安。母亲头天就把三哥和阿姐到海滩上捡来的泥螺（闽南语称“麦螺”）、捞的小虾泡在盆里。次日一早，厨房土灶台上，韭菜绿得发亮，泥螺吐着泡泡，虾子挨挨挤挤着。水一开，母亲抓把粗面撒下去，筷子搅几圈，捞起来拌上虾汤，再铺层黄澄澄的泥螺，辛香混着热气散开。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几个吃得热火朝天，眼角满是温柔的笑意。这一碗碗的立夏面，盛满了母亲最朴实的关爱，也煮着家人岁岁年年的团圆。

岁月流转，一碗碗面食宛如时光的刻度，丈量着童年为荣誉奋力奔跑的执着，定格了少年仰望他人碗中美味的憧憬，珍藏着青春结伴出游的欢愉，更盛满了母亲灶台前的殷切守望。那些与面相关的光阴碎片，早已酿成心底的暖，无论走多远，想起时总觉踏实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