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明

南宋王十朋守泉州日，获知南宫揭榜，泉州大捷，欣然写下一首诗，有“龙虎乡邦地最灵”之句。据其任职时间推算，当为乾道五年（1169）榜，榜眼石起宗就是泉州府晋江县人。王知府另有诗，题为《新第先归者五人，燕于黄堂，故事也。酒半，啜茶于忠献堂，持杯以劝，即席赠诗》，可见当年泉州进士及第者远不止五人（仅清道光《晋江县志》就载有十四人）。须知，王知府自己虽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诗书满腹，才华横溢。然其时科场如官场黑暗，他的科途并不顺遂，所以，得知泉州士子登科第如过江之鲫，自然欣喜万分。

“泉郡学甲于天下。”这是明代人对泉州舍得投入、办学兴邦的褒奖。泉州重文崇教收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从晋江士人在浙江诸暨的“宦迹”就可以折射出来。

道光《晋江县志》载：“黄光升字明举，号癸峰。嘉靖己丑（1529）联捷进士（意为连续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授长兴令，入为刑科给事中。”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制，出为浙江佥事。他任过的官职，县志只列举“广东副使、四川参政、广东按察使、四川右布政，寻转左”，其实他还当过尚书。不过我关心的是，“其在浙时，筑海塘，浚诸暨泌湖，蓄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四邑水”。泌湖当时是诸暨最主要的河道——浦阳江中下游的潴水之湖，如今孕育了“珍珠之都”山下湖镇；萧山今属杭州市，当时与其他三县同属绍兴府。

《晋江县志》又载：“陈让，字以礼，号见吾”，“少孤贫，年十八，始就外傅”，意思就是因家贫，到十八岁才有机会就学于师，然“读书过目成诵”。他是嘉靖辛卯（1531）闽省乡试第一（即解元），次年进士及第，两年后授绍兴府推官。推官分管司法，方志通常称为佐贰官。作为辅佐之官，乾隆《绍兴府志》将他列为名宦，自然有过人之处。传谓“增置学田，崇祀先哲”，这在光绪《诸暨县志》里可以找到注脚：“明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府推官陈让籍其（指县北渔橹山西麓的吉祥寺）产入紫山书院”（见《山水志》）。在紫山书院“建求放心堂、作圣堂、礼教堂”（皆为陈氏所命名，又颜书院门曰“养正之学”）等，共计四十间（见《学校志》）。吉祥寺等处一百七十四亩入官田后，陈让特别吩咐，“守以养士之余，岁修葺之”（见《金石志》）。八年后的知县遂祀陈让于作圣堂。

明代晋江对诸暨的“输出”还不止这些。《诸暨县志》所载还有知县黄宽和张志选。黄宽，“晋江人，进士。成化九年（1473）任”；张志选，“字行吾。晋江人，进士。嘉靖十年（1531）任”。对这两个人，《晋江县志》所载也不多，谓黄宽是成化八年进士；张志选为嘉靖八年进士，著有《行吾摘稿》二卷。

清《金墩潘湖黄氏宗谱》于黄宽有些许两地县志之外的信息：字汝栗，官至浙江（刑部）佥事，弘治六年（1493），他得旨进阶为承德郎。是圣旨，不免说一些刑部官员“非仁恕明敏之士官克称焉”，期望“尽审克之能，使刑不滥而民不冤”之类的话，或可帮我们理解黄氏之为人、为官。

张志选，与黄光升为同科进士。据其宗谱载，官至常州知府。但康熙《常州府志》只载“嘉靖二十年（1541）任”。

面对泉州这个“龙虎乡邦”，王十朋叹为“地最灵”，而我却在晋江、诸暨两地县志中觅得“地长灵”之感，便改一字为题。

附带说一说。与石起宗同榜进士的，有诸暨人黄訚。这本不足道，但其同胞兄弟黄开（開）、黄闶、黄阁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黄闻也是三十年进士，连当时的太上皇赵构都忍不住为其题“五桂联芳”之匾，大儒朱熹则撰《五桂堂记》记其盛，唯不知这些后莅诸暨之晋江士人有没有考证过、吟咏过。

（作者系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