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阳

“状元故里觅诗魂”征文圆满落下帷幕了。从去年11月初到今年5月底，本报“五里桥”文学副刊开辟“状元故里觅诗魂”专栏，发了26篇征文作品，基本上是一周一篇。

这半年来，通过这些应征作品，吴鲁陪伴着《晋江经济报》的广大读者。他的名字、他的才华、他的事迹，通过报纸和新媒体的传播，被更多的人所知晓；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晋江、超出了福建。

透过“状元故里觅诗魂”的征文作品，让我们得以走进吴鲁的世界，感受他的才情、风骨与情怀，触摸那跨越时空而不朽的“诗魂”。

纵观吴鲁的科举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执着。他5岁启蒙，29岁入国子监，44岁中举，直至46岁才高中状元。自号“老迟”的他，用40年寒窗打破了“早登科”的传统想象。在《肃堂先生》一文中，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蔡飞跃以“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奋斗与荣耀”概括其历程；而在晋江市文化文史学会会长叶荣宗笔下，这一路“苦学、赶考、为官、进取”，实则是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叩问。

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吴鲁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科举视为“志业”而非“终南捷径”。他的状元卷中，对边疆治理、经济发展等问题的论述，展现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格局。这种对科举的超越，使其在获得“福建最后一位状元”的历史定位时，更成为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鲜活注脚。

“六掌文衡”的吴鲁，将教育视为挽救危局的良方。在安徽、云南、吉林等地，他“广筹经费建立学堂”“倡办《吉林教育官报》”“重用留学人才”，这些举措在吴少波的《吴鲁与东观西台》、安安的《读书人吴鲁》等文中被反复提及。柯芬莹在《状元跃身打马去》中写道：“虽未掌实权而不失文人风骨”，道破了其教育实践的悲壮底色——在封建体制的框架内，他试图用新学的火种点燃旧中国的希望。

吴鲁的教育理念充满现代性：主张“因材施教”“学用结合”，甚至提出“考试及格者破格用之”的人才观。蔡长兴在《吴鲁文化与晋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提到，吴鲁的教育思想“显示强大的时代感和生命力”，堪称教育革新的先驱者。

如果说，教育是吴鲁的事业，那么诗歌则是他的灵魂寄托。而在1900年爆发的“庚子事变”中所写就的《百哀诗》，让吴鲁从“状元”升华为“诗人”。这部被史学界称为“庚子信史”的诗集，以156首诗控诉八国联军的暴行、抨击清廷的腐朽、哀叹百姓的苦难，记录下那段屈辱、惨痛的历史。王东雄在《何以扬正气，在清肃堂哀》中评价道：“《百哀诗》是庚子事变的历史见证，亦是封建王朝衰亡的预言。”

吴鲁的诗歌精神，是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延续，更是杜甫“诗圣”传统的继承。李锦秋在《吴鲁的梅花》中分析其诗中“梅花”意象，指出这是诗人“不受胡尘厄”的自我写照。而《末世的倔强》作者戴冠青则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是个人的哀伤，更是时代的悲鸣”。当吴鲁在晋江会馆中“以诗鸣哀”时，他已超越了个体的命运，成为民族苦难的记录者与精神的守夜人。

吴鲁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科举成就、教育贡献与诗歌创作，更在于他所展现的精神风骨。他一生清廉，即便身为状元，故居却“素朴无华”；他为人刚正，书法“严肃稳重”“沉雄峻拔”，一如其品格。他热爱家乡，即便身处京城，心中始终牵挂着晋江钱头村，临终前更是回归故里。

黄莱笙在《吴鲁品牌走笔》中提出，吴鲁的价值在于其“灵魂洁癖”与“终身人设”，这种品格在当下，恰是一种宝贵与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在吴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爱国、廉洁、坚韧不拔、勇于担当。这种精神，穿越时空，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正如蔡燕卿在《风骨吴鲁，生生不息》中所说：“先生风骨，必生生不息。”如今，吴鲁世家博物馆的建立、首届吴鲁文化季的举行，乃至“状元故里觅诗魂”征文举办和作品结集出版，正是对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状元故里觅诗魂，而“诗魂”终将不朽，因为它扎根于深厚的家国情怀之中。如今，我们重读吴鲁的故事，不仅是为了缅怀历史，更是为了从他身上汲取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传承那份坚韧、担当与热爱，让“诗魂”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