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方

那年，我十七岁，念完泉州五中高中二年级，孤身一人来到离家三十五公里外的晋江县内坑公社果林场劳动锻炼。

最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片“赤土埔”。

果林场在一个小山坡上，前面是南安官桥，后面是南安水头，它夹在两者中间，属于晋江内坑的“突出部”。

之所以是“赤土埔”，一是山坡地，二是多为“赤红壤”，贫钾少磷，黏土为主，耕性较差，因此没有水稻田，种植的是番薯、小麦、花生、甘蔗、洋桃等旱地农作物，还有试种植的橡胶树。每当风过处，就会卷起细细的红尘，让人鼻子里满满都是燥热的泥土味。

和我同来的，有安海、内坑两地高中毕业的二十多个小伙伴。我们住的是简陋的石头房子，床铺是两块长凳架一块木板，夜晚没有电灯，点的是柴油灯，夏天蚊子肆虐，冬天跳蚤横行，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时还有老鼠光顾，一顶蚊帐不久就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只好用医用白胶布粘贴，看了叫人哭笑不得。

农场的三餐伙食，早晨中午两顿分别是番薯汤、蒸番薯，晚上才有一顿白米饭，那是整日劳碌后神圣的犒赏。菜是常年不变的包心菜、白萝卜，清水煮了洒撒上点粗盐，炒花生则是零星的赏赐，一个月见不到一块猪肉，海鲜更是稀罕。邻近村民见我们饿得慌，会把山上打到的狗、猫甚至蛇拿来场里卖，我们常常几个合伙凑钱买下一些打打牙祭，解解馋，村民见了都取笑说，“这些愣头青，啥都敢吃！”

劳动关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镇细皮嫩肉的小年轻来讲，更是一道严峻的考验。闽南的冬，特别湿冷，早上五点半出工，风会直往人骨缝里面钻。八点未到，我们肚子早就唱起了“空城计”。夏日又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到了正午，草帽遮得住脑袋，却遮不住身子。我们男知青为了省洗衣服，还一律光膀子干活，几天下来，背上晒脱了皮，夜晚只能趴着睡。我们握锄头的双掌磨出了老茧，挑担子的双肩磨破了皮，从挑几十斤到百多斤的番薯、小麦，后面还学会驾牛犁耙田地，工分从五分半（一工分值人民币九分半）涨到七分，最后拿了十分，与农场工持平，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跨越。

苦是农场的主调，可是乐之花也在这赤土埔的墙缝里顽强绽放。那几年里，我们二三十个知青学会了抱团取暖：谁家捎来了一罐酱菜，都会招呼大伙一块分享，哪个头疼耳热生病了，床头便有打好的饭菜和一杯温开水……夜晚饭后洗澡完，大家聚在油灯下，边讲些故事趣闻，边憧憬未来，更多的时候会用自己带来的小提琴、八弦琴、笛子、口琴演奏乐曲，放声高歌，就这样，我们团结友爱，攻坚克难，纯洁的友情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老场长水抄，那年大约五十开外，黝黑的脸上常带笑容，他不说大道理，也从不苛责我们这些城镇来的学生娃，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教会我们干农活，怎样挥锄较省力，怎样挑担肩不疼，他能用一双无声的眼睛，看出谁体力不济，悄悄给安排些轻松的活儿，会在大家连续劳累之后，宣布放假休息一个下午，会在临近高考的日子里，让我们回城专心复习功课。他善吹一支洞箫，那悠悠的乐声，曾经治愈了我们心灵上的创伤，至今让我们无限感恩和缅怀。

还有那一串熟悉的名字：散萍、老啊才、红柑、少琪、秀成、臭聋斗……一个个农场工和蔼可亲的面容，几十年过来了，还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40年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老知青组织回到那赤土埔，昔日的农场一边已经是私人创办的高大瓷砖厂房，一边还残存我们当年住过的几间旧宿舍，我们携手在小操场合影留念，风吹过我们染雪的鬓发，只是没有了当年那熟悉的红尘泥味。

但是，当年那凝聚了我们多少汗与泪、歌与梦的赤土埔，已经深深烙在了我们心中，它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承受、去盼望，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奋力拼搏，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