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逢平

提及吴鲁，宛如遥望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令人钦佩的正气之光。作为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吴鲁以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尤其是《百哀诗》的传世，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一窥那个纷繁复杂而又哀伤遍野的乱世。一个爱国诗人，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京城、义和团抗击外国军队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外交，悲愤与苦闷之余，拿起笔写下诗，字字带血、句句含泪。他的内心深爱着自己的国土和人民，尽管国土正遭受铁蹄践踏，人民蒙受苦难。这个时候，唯有文字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唯有诗行能把内心的哀和痛呈现出来。

诗集取名《百哀诗》，分上下两卷。上卷存诗45首，下卷存诗111首，合在一起156首。百哀之意，每一首诗皆在哀愤八国联军的暴行，皆在哀叹清廷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相。吴鲁是积极入世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浩然正气存胸的诗人。他不逃避、不隐居，直面现实，直击现场。

《百哀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其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本记录当时社会现状的笔记。它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晚清中国贫败落后的社会现状。也难怪《百哀诗》会被史学家称为“庚子事变”的“第一手史料”，那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当时的诗人和文人中少有的，那针砭时弊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吴鲁是晋江池店钱头村人走出去的杰出代表。考上状元，说明他才气过人。而写下《百哀诗》传世，他让才气化为傲气、傲骨、爱国之情，绵延在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国人顶天立地的明证。

开篇的《义和团》一诗，道尽了当时百姓走投无路的惨状，以及他们争相参加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过程。“民怨相沸腾，凡事有缘起。昏蒙涞水令，虐民等犬豕”“始念在仇官，鼠窜伏闾里”“煜煜树旌麾，灭洋标宗旨”“蔓延偏京畿，皆迷入骨髓。尊为师父兄，道途肃拜跪。须臾举国狂，无分遐与迩”……在《毁铁路》《毁教堂》《杀教民》《毁正阳门城楼》等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秉着一颗真心，如实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形态。对于义和团的这种行为，诗人极为客观地描写。在痛斥八国联军肆虐的暴行同时，他对义和团这支队伍将会走向何方，充满了担忧。

一方面，义和团拼命杀敌，以血肉之躯对抗洋枪洋炮，战斗极为惨烈；另一方面，清政府从上到下人心混乱，有的朝廷命官成了汉奸，有的成了假洋鬼子，有的在观望。许多清兵即便投入战斗，抗击外国军队，战斗力也极弱，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整个上卷的45首诗，诗人详述了义和团斗争、壮大、发展、溃败的过程。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有多悲壮，后面八国联军的报复就有多残忍。下卷的111首诗，写清廷与洋人议和后的社会状态。这个时候，国无尊严，民无保障。一首首诗读完，顿觉诗人在诗集序言中所写：“庚子拳匪之变，余困处都城，闻见之间，有足哀者。愤时感事，成诗百余首，命曰《百哀诗》。”这段话，可谓道出诗人在悲怆愤慨之下创作《百哀诗》的缘起。

《拉炮车》一诗，诗人记录：“内阁某被洋兵捉去，勒令由彰仪门外拉炮车赴琉璃厂。”让一个堂堂的内阁大臣去给洋人拉炮车，可见当时的皇朝已经名存实亡。诗人慨叹：“以人代马纣为虐，况乃堂堂中朝官。”不仅当官的受侮辱，普通老百姓更是难逃一劫。洋人四处抓苦役，让百姓做苦工，或挑水，或洗衣，或擦炮，根本不把国人当人看。《无米行》写城中断粮，诗人无以聊生。即便如此，“杜陵诗编手一卷，再历饿乡入睡乡”——诗人饿过头了，读着杜甫的诗睡觉去。想当年，杜甫写“三吏三别”，写的是一种诗人的悲悯情怀。而吴鲁留《百哀诗》传世，则把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度，写出了更悲的世道，乃至哀痛到人的骨髓。诗人就像一粒尘埃，在乱世之中翻滚、飘荡。其实这个时候，诗人的内心已经很少顾及个人的感受了，他更多的是关心政治的异化，关心百姓的生存，忧国忧民的心态跃然纸上。

所谓“愤怒出诗人”，此时的吴鲁，已经出离的愤怒。他以诗歌为刀、为枪，刀砍那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人，枪中的子弹射向的也是当时昏暗的政治。慈禧太后西逃，那狼狈不堪的丑态也被诗人在《百哀诗》中记录并无情地予以奚落。因为心中装着整个国家，他的内心才会痛；因为心中装着黎民百姓，他的心中才会哀。有评论家说：“从吴鲁留给后人的遗产中，《百哀诗》最直接体现着他高尚的情操、朴实的心灵。从那些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余温和个人跌宕的情感，充盈着正气，看到诗人性情的一面、义愤的一面、普通人真实的一面。他站在大众之中，痛斥侵略者的残忍兽行，鞭挞当权者的昏聩无能，警醒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我觉得这段话，评论得恰如其分。作为一个诗人，在吴鲁的诗歌中，我能够找到共情的一面——那就是，站在正义正气的立场上，不图流芳百世，但求无愧我心。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文学》编委、惠安县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