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常婷

2012年，从不主动给人（特别是女性）打电话的作家李相华忽然打我电话，他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足足重复了三遍我才听明白：许谋清想认识你，有空跟他联系。和李相华不一样的是，许谋清先生经常主动和写作者联系，不管这人是多么的不入流，比如我。

见了面，许先生说：你参评晋江文学奖的小说《我的悲伤你永远不懂》写得不错，但是因为不符合征文要求——必须是已发表过的作品，所以落选了。这便是许先生，看似和蔼亲切，特别好说话，却很少通融，不会为谁网开一面。此后，我便正式入了文学的圈。许先生在散文集《每一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的出版座谈会上说：圈子很重要。在这个所谓的圈子里，就如他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貌似随性，却坚持一个标准：以作品说话。他经常就某一部作品评论优劣，或褒或贬，从不虚与委蛇。所以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练就了一个“厚脸皮”，经得起敲打。经过敲打后的作品有的淬火成钢，有的就此淹没，却也可能因反思而凤凰涅槃。只要有好的作品，先生都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投稿，要多投稿多发表，却从不帮人投稿，曾经当过编辑的他认为：编辑的慧眼是不会埋没好作品的。

每一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每一次圈子聚会，都有新的作家涌现；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有新的作品产生。而勤奋的许先生身体力行，把对艺术的追求与感悟、把南来北往的阅历体验以一篇篇散文体现，没有古稀之人的说教，却是如少年般地以新奇的眼光关注每次涨潮换来的不一样的海水。在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很多人悄悄地把许先生当作老师，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老师。

在老师的《残片》里，他说道：“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不年轻，但儿子发出的啼哭把我从暮气中拉回，于是便多与小我10岁的人为伍，这样令我感到血是热的。”正是这种热，让文章拥有了温度与新鲜感。即使是关于《流民图》这幅画作的旧事，他时不时地“我脑子及时地拐了弯……”少年的机智与特立独行在文章中漫不经心地张扬出来。

有时单看散文的题目，就觉得妙趣横生。紫帽山看雷、五店市听墙、桃舟停云、贵州读山识酒……这“看”雷、“停”云、“听”墙……动词一个个用得惊世骇俗，一点也不像一个退休老作家该有的风范，反倒像顽童带着些许叛逆亵玩词语。这种狡黠似曾相识，后来听到许老师说，他把汪曾祺当老师。我才恍然大悟。

我们都认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许先生写历史类文章肯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许先生却不以为意：我从事的是文学创作。他忽视这种优势，以闲散之笔写“两个看海的古人”——曹操与郑成功。曹操“拨转马头回去了”，“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让他没有走向大海；郑成功则喜欢“丰富而幸福的海平线”。东临碣石之下的许先生似以文学落笔，却靠史实说话。从郑芝龙到郑成功，从安海到台湾，有理有据地“胡说八道”。明明在讲史，却轻松有趣，读之难忘。而《被忽视的海丝八大商人》则一本正经地从史料里找寻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史书记载不够，便从方志、族谱、历史遗迹，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搜寻蛛丝马迹，利用“旁门左道”，不拘一格，写出历史散文不一样的风范。

在《叛逆的江河》里，一条河流、一群人，许先生写出不一样的晋江。以丰厚的史料、从容的叙述，灵动地勾画出“晋江人性格：野性、驰奔、心有灵犀”。这刻画的似乎也是他自己。

每次回眸，每次散文创作，他应该都可以看到少年的自己。

某天，他以一种很震惊的口气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写的散文竟然有80万字了。那口气如孩童般有一点点小得意。这对许先生来说不是很正常的吗？现在应该有几百万字了。可他却是少年心性，在许多人眼里见惯不怪的东西，他常有新鲜体验，是以写出的文章都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视角。在晋江，应该有很多人把许先生当老师，不只是我。我们读许先生的文章，学先生创作，却连皮毛也没学到，有时还可能有东施效颦的嫌疑。为什么？改用王国维评豪放词人的句子：无其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