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良图

参观“塔头刘村革命斗争陈列馆”，不由对这一红色基点村肃然起敬。

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刘村本是围头湾边上一个偏僻贫穷的村落。1949年前，全村300多户1600余人，人均仅有5分地，又多是瘠薄干旱的赤土埔，收成有限。村民靠讨小海、养殖海蛎帮贴着过活，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远走外洋谋生。村中刘姓都是保护宋幼帝南行、负伤后隐居海隅的“行军令史”刘拓的后代，历来奉祀宋幼帝母亲杨太后的香火，将之奉为“境主”。祖辈还传下一种风俗——农历每月十五前后，年青人会聚集在海滩上分成两边“相挣”：空拳或持械对打。每年中秋晚上要玩“贡火”，拿着燃烧的木头对掷，练武炼胆，勇武精神相传不替。“穷赤”与“勇武”，是塔头刘成为红色基点村的重要条件之一。

1936年，红军北上长征后，闽南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共产党人朱汉膺、何邦基、李刚先后来塔头中山学校任教，撒播革命火种，1937年1月建立起塔头村第一个地下党组织。朱汉膺等老师不仅挨家挨户动员贫苦人家孩子入学，动员家长让女孩子入学，还在祠堂中办夜校，把村里青壮年男女召集来学文化、听讲革命道理，深受村人尊敬和信任。当时，中共闽中工委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派黄国璋来塔头找朱汉膺和李刚，计划往香港寻找中共南方工委。当时缺乏路费，朱汉膺动员塔头开明人士刘廷侉资助100银圆，黄国璋得以到香港联系“南工委”，接受有关指示，回来组建晋南工委，开展下一步革命工作。依借着这片红色土地，革命的星火得以再度延烧起来。

抗战期间，民族危亡关头，塔头支部落实中共中央“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者、宣传者、组织者”的号召，在学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带学生到石菌村、高厚村演讲演剧，宣传募捐。时值金门沦陷，他们在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唱抗日歌谣，激发村民爱国热情，并发动群众捐款捐物。随后，由朱汉膺带所捐款物，前往泉州承天寺，慰问由中共闽中游击队改编、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让百姓过安定的生活，加紧对人民的盘剥，抓壮丁打内战。塔头支部落实上级布置的反“三征”，邀集全村青年在海滩上开会，宣读《晋南惠同壮丁大同盟宣言》：“……现在政府打内战，大败特败，兵员损失极多，要赶快抽丁去补充。我们为抗战而死就有光荣，我们为内战而死就不甘心。……‘别人子死不了’，这种做法我们坚决反对！”熨帖的语句说到大家心坎上，现场就有70多人报名加入“壮丁大同盟”，齐心“抗丁、抗粮、抗税”，民众奋勇夺回本村被抓走的壮丁，把国民党税警打得抱头鼠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塔头地下支部在斗争中扩大到30余人，并分头到周边村落发展党组织，组建武工队、红色小鬼队。群众踊跃捐助资金、枪支、药品支持革命斗争；武工队先后参加上级党组织布置的除恶和处决特务、恶霸、反动骨干的行动；小鬼队也在侦察敌情、通讯联络、宣传工作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塔头村于是被誉为“晋江小延安”。

1949年5月1日，塔头刘村“皇后妈”诞辰，村里正欢喜地过节，国民党竟在第二天拂晓出动100多名军警来“清乡”。塔头党支部发动群众进行反击，晋江县工委及时组织运伙区沿海一带游击队和群众支援塔头反“清乡”，一时间上万革命群众带着洋枪、土枪、棍棒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住占据印山制高点用3挺机关枪向群众扫射的敌人，激战了一天，孤立无援的敌军逃入村边一座楼房负隅顽抗。当天夜晚，赶来增援的敌人佯装西路游击队来“接受投降”，将被包围的军警带出，狼狈逃窜。虽然在这次万人反“清乡”中我方牺牲了多位同志，但也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展示了人民战争伟力。自此晋南人民更加奋勇斗争，迎来新中国成立。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塔头刘村革命斗争历史印证了这一正确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