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升

我的家乡在晋江市安海镇桐林村。我们村是一个聚族而居以农业为主的大村落，老一辈在红白喜事等场合还喜欢称呼对方为“第几生产队”的。作为“70后”，我们基本懂它的内涵，因为在孩童时代，我们除了帮衬一些家务，养鸡养鸭，放牛放羊，上山捡柴火。在农忙季节，必然要做大人的助手，拔秧苗、种花生、给地瓜田施肥拔草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之前，大部分乡村所有农活都是以互助合作社中的生产队为大单位，以“牛组”为小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的。

生产队以出工后的“工分”为计量单位，分大工和小工。根据劳动的强度大小和工种进行计量，每个工分，从几分钱到一两毛不等。每到年底进行统计公布核实，按照工分所得，分配生产队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全面采用“按劳报酬，多劳多得”的原则。邻里乡亲总会不自觉进行对比，哪家劳力足工分多，哪位劳力强工分多，都会在邻里之间相互流传，劳动最光荣也成了大家共同的价值观。

战天斗地的大生产劳动，要改造山地成为梯田，要开发良田，所有的农业生产都离不开水。晋江处于亚热带地区雨水充沛，但夏季多台风暴雨，水土流失严重。要旱涝保收，就要开沟挖渠，挖井修坝。在机械设备还不够发达的年代，大型的农业劳动，需要调集更多的人力资源进行高强度的合作。生产队的合作关系能够把人多力量大更好地发挥出来。

我们这个农业大村落，共有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拥有一处至少二三十亩以上的大水坝，还有散落在不同劳作区域的大水井和纵横交错的沟渠。这些密集的灌溉水网，犹如人的动脉血管系统，保障了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除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基本上能做到旱涝保收。大部分人都能安居乐业，不用背井离乡去谋生，所以我们村的华侨也特别少。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桐林村农业生产堪称典范，大队长曾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上京开会领奖。好奇的村民问他：“北京那么大，有什么好玩的？”他说：“很大很好玩，就是没有地瓜干可以吃……”实诚的话语中可见生产队长劳动人民的本色，却笑喷了不少邻里乡亲。

除了修建本村的沟渠大坝外，几个乡镇或村落的生产队响应上级号召，自带干粮和劳动工具，战天斗地参与集体修建大水库。不少感人事迹都记载在那个年代的报纸刊物上，收录地方史志。我姑今年73岁了，就曾经参与过南安石壁水库和溪美水库的修建。她说，当年由生产队发起自愿报名，以年轻人为主，不分男女都可参加，大家都很积极踊跃。她讲得眉开眼笑，回想起大家当年自带干粮、锄头畚箕和独轮车等各种运输工具浩浩荡荡开赴大山的情景。在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战天斗地的火热场景历久弥新，充满自豪。

自给自足的年代，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生产队在年终岁末分鱼、分肉、分米粉的热闹场景。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鱼塘，放水养鱼，年底拉网捉鱼。起网时刻，满塘的鱼儿活蹦乱跳，银光闪闪。池塘边人群涌动，我们这些小屁孩更是像泥鳅一样，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兴奋不已。生产队养过一头七百多斤的大年猪，闻名遐迩。除了炊糕做粿，杀年猪、分猪肉、分米粉面线等也是过年前的重头戏。如今，即使要过年，农贸市场和大商场的商品琳琅满目也没有传统的年味了。也难怪那场喊你来“按猪”的“杀猪宴”点燃了不少人的年味情结，更不用说这些无需检验也是天然美味的农副产品。

时光飞逝，生产队已经解体多年，进入机械化大生产时期，如今又迈入机器人智能生产时代。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变是最大的不变，唯有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不变，回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