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奋勇

父亲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在村里算是“墨水”喝得最多的人。每当春节临近，为乡亲们写春联，是他每年最重要的事。那时写春联，墨得用一块长方体墨块在砚台上细细研磨，红纸要靠特制的刀子裁割，每一步都透着几分烦琐。

我家有一方祖上传下来的砚台，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也无精雕细琢，简简单单分为两格，中间以一条弧线隔开，深的那格偏小，浅的那格则宽敞许多。祖母说这砚台年代久远，没人说得清它究竟来自哪个年代。

裁红纸的两把刀子是特制的，是父亲的学生专门为他打造的，刀身配着长长的檵木柄——那木料是我跟着父亲一起上山找来的，经他亲手加工打磨，变得顺滑温润，泛着自然的光泽。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从学校放寒假开始就一直忙着写春联，直到除夕当天才停歇。我总整天跟在他身边打下手，递纸、研墨，忙得不亦乐乎。村里人都笑着叫我“小老师”，那份被认可的喜悦，在我小小的心田里乐滋滋地漾开。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开始教毛笔字，我对此兴趣浓厚。那年春节，村里忽然兴起了“描黄”的讲究——写好的春联大字要添上细细的黄色线条，寓意“飞黄腾达”。我的任务，便是给父亲写在大门、厅堂上的“福禄寿喜”“福寿安康”等大字描黄。

那瓶黄色颜料黏稠厚重，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味，描黄得用极细的毛笔，勾勒出瘦瘦的线条。在父亲的指点下，我一学就会，可一写起来便忘乎所以，常常不小心把黄颜料蹭到手上、脸上、衣服上，点点黄斑让我成了“大花脸”，引得乡亲们阵阵发笑。隔壁的茶云姐打趣叫我“小黄猫”，我一时赌气，猛地把毛笔一甩，黄色颜料溅到了她的头发上。茶云姐抱着头哭着跑回了家，我也因此被父亲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父亲写春联，大多时候在我家厅堂里，乡亲们各自带着红纸前来等候；偶尔也会去村里办大事、办喜事的人家现场书写。我上四年级那年，刚放寒假，村中的大贵家要为儿子办婚事，特意来请父亲写春联。大贵家住在村子最高处，得沿着一条陡峭的山道往上走。那天飘着小雨，天格外冷，我和父亲提着煤油灯，在昏黄的光影里一步步往山上挪。

到了大贵家，喝了一杯家乡的铁观音，就开始忙，一直忙到十点多。主人家热情地煮了炒米粉，还炖了蛋汤。父亲没吃几口，说晚饭吃得太饱还没消化。可我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心里清楚父亲是客气——那时家家日子都不宽裕，不像如今这般富足。父亲悄悄提醒我：慢些吃……好在主人家一直热情相让，我才安心吃了个尽兴。临走时，主人还给了我几颗糖果，我只吃了一颗，剩下的都小心翼翼地揣回家，分给了弟弟。

小学五年级时，我开始大胆地在红纸上试着写春联。尽管字迹尚显稚嫩，可乡亲们从不嫌弃。从那以后，我家厅堂里便并排摆起两张八仙桌，我和父亲一人一张，各自挥毫泼墨，那样温馨热闹的情景，直到现在，村里的老人们还常常津津乐道。

正月初一那天，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只要看到哪家门上的春联是我写的，我就会格外开心，忍不住多驻足看几眼。若是听到有人议论起春联的字迹，或是主人家向客人介绍“这是老吴的大儿子勇啊写的”，甚至有人笑着夸赞几句，我心里就甜滋滋的，比吃了蜜还要甜。

后来，父亲渐渐老了，写春联的任务便落到了我肩上。再后来，我进城工作，每年总要等到春节前才匆匆回家。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市面上卖的春联做工精致、字迹工整，上门来求写春联的人便渐渐少了。屈指一算，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为乡亲们写过春联了。

最近，我和妻子说起小时候跟父亲写春联的旧事。她听了满脸惊讶，随后轻轻说：“今年我们回老家，再给乡亲们写一次吧？不知还有人愿意贴吗。”顿了顿，她又兴致勃勃地规划起来：“我们可以买那种印好暗纹、裁切整齐的洒金红纸，义务送、义务写——就当把从前的情景，再暖一回。”

我听着，仿佛已看见老家祠堂前的门口埕上，摆开了长桌，红纸铺展，墨香随冬日的山风悄悄漫开，红红火火地迎接新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