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长江

走进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乡街小巷，慕名来到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吴鲁的府第，就像溯流在时光的波澜上。我探访寻迹，只见在白石铺砌的巷路一侧，排列三座红砖瓦的五开张古大厝。正中间一座匾题“状元第”三个潇洒大字，左右两座则悬挂“书房”“学堂”的匾额，朱漆金字，墨香大气。

晋江夙以“人文渊薮”著称，历代不仅簪缨鹊起，被誉为“千人进士县”，还有榜眼、探花的佼佼者胜出，更有十余位的状元独占鳌头。这些山川毓秀的风流人物，就是“海滨邹鲁”的文化底蕴。而吴鲁赶上末代王朝的承命会试，跃鲤化龙，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的春闱，夺取恩科的大魁。

吴鲁高中状元后，初授翰林院修撰，再出任陕西乡试副考官，又转为提督安徽学政，代办过江南乡试。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庚子国变后，他赴任云南乡试的主考官，越明年出任云南学政，即此在“风气尚未大开”的边陲，也不遗余力地播撒读书的种子。当地老百姓感念德行，为其立有“德政碑”。他还被任命为吉林提学使，在执掌地方文教事务的任上，带头捐俸助力教育的发展，深受民众的爱戴。

然而，吴鲁所处的却是一个糜烂的朝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与官场腐败，使他满怀的抱负难以施展，为此步履维艰。清王朝的气数如此，纵使吴鲁毕生倾情于教育救国，呕心沥血，也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困顿的境遇，对于个人而言，欲挽危局于山穷水尽，也算是时运不济了。

走进府第内的《百哀诗》首刊百周年纪念厅，我被“留一部庚辛信史”的联语所触动，遂想起那段吴鲁亲历的痛楚史事。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吴鲁在朝为官的日子，却遭遇“庚子之乱，联军东西大小十一国，麾指京津”的特大事件。慈禧太后竟祭出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符箓，去迎战拥有先进热兵器的魔鬼，这种愚昧怎能抵御洋人所恃的猖狂炮火？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形势危急，吴鲁悲愤不已。他极力主张抵抗外夷的侵略，被推举担委为军务处总办，挺身在这场动荡的漩涡中。如此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并不坐镇京都以稳军心，而挟带光绪皇帝偕百官“西狩”而去，赫赫圣驾实际是逃奔溜走了。

吴鲁作为主战派的中坚，不是忙着避难，而是坚持留守在军务处。他目睹京师被大肆蹂躏，血雨腥风，生灵涂炭，在困居宣武门外南柳巷晋江会馆的时候，仍然应对着各种突变的发生。他无法实现“拔剑收取旧山河”的愿望，心有不甘又能如何？朝廷丧权辱国的积弱之殇，化成诗家的忧患意识，其失意颓丧的心泪，滴落在《百哀诗》的稿笺上。他遂以诗的形式记录时事，挥笔咏成一百多首的诗篇，字里行间喷流出卧薪尝胆的心声，这就是对时人与后人的惕然警醒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吴鲁获得朝廷诰授的资政大夫衔。清廷赏给正二品的花翎顶戴，以表彰其报效国家社稷的功绩，这在末代王朝中，对于一个把操守看得比生命重要的士大夫，济世匡时于穷途末路，能够保得住忠义与晚节，也算是平生幸事了……

我忆及吴鲁留给历史的事功，他承受过骚乱的痛苦，仍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并没有愧对自己的年代。他对走向崩溃的清王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自己咏诗励志，其“哀”中有灵魂的坚韧，有逆境的崛立，也有负重的奋发。我捧读着吴鲁的遗诗，感受他兴学的正气、抗侮的骨气和图强的志气，对他身处浊世而砥砺前行的诗路历程，就更加的心领神会了……

走出池店钱头村的吴鲁状元第，结束了此行匆促的探访，却也是获益匪浅。我感觉引以为豪的是过去，勇于拼搏的是今朝，充满自信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这片土地浸润吴鲁文化教育的活水，在其勤奋好学、爱国爱乡、坚强不屈的优良品格影响下，晋江风骨必然承先启后，在崭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晋江市蔡其矫诗歌研究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