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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

血色黎明

​——晋南革命故事

岭上开遍映山红(剪纸) 作者:王彩虹

叶荣宗

1945年的8—9月间,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就一边抢夺胜利果实,一边调转枪口对付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期间,仅闽中地区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多达200余人,闽中特委的5名主要成员中有3人被捕或被杀。面对严峻形势,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便保存实力、继续斗争。

同年冬,闽浙赣边区党委在永泰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布置了筹粮、筹款、筹武装的任务,做好反“围剿”准备。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回晋江传达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根据省委关于“实行经济动员,加强党内外募捐运动,同时调查大的经济目标,出其不意进行筹款,完成经济计划”的决策开展一次经济斗争。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并进行多次研究后,确定了斗争对象。

国民党晋江县参议员施胜利在衙口街开设大生信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趁中外交通中断之机,扣压华侨的汇款;乘国难之机,抢购花生、小麦,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还在衙口一带纠集一伙流氓打手,谓之“进攻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民愤极大。

1946年4月底,内线施立民(地下党员)提供确切的情报:5月1日,施胜利将派施某前往泉州银行领取存款。侯如海决定采取行动。

5月1日早饭后,9名武工队员一同来到预定的钞坑小学设伏。

下午2时许,施某挑着两个布袋,从泉州往石狮霞泽方向走来。当他走近后溪村与林蒲内交界时,刘廷都、陈相镖等武工队员迅速从路旁的树丛中跃出,一下子就把施某扑倒在地。施某三下五除二就被堵住了嘴,并被麻绳捆住了双手双脚,搁在路边垄沟里。两名武工队员各背一袋钱迅速离开。

武工队的人员刚走出半里地,施某左翻右滚地就把绳子扯松了。他爬起来朝着武工队撤退的方向,边追边大声呼喊:“土匪抢劫啦!土匪抢批银啦!”

此时正是午后,附近的村民不明真相,听到有人喊土匪抢劫,就朝着喊声追赶了过来。后来,连霞坡乡公所的乡警和石狮警察所的警察,也闻讯全副武装赶来参加追捕。

由于武工队一行有9人,大白天的在旷野上行动,目标很大难以隐蔽。陈相镖负责后卫,不断对空鸣枪,掩护队伍撤退,所以很难快速脱离面临的困境与险情。

当跑到烧灰埔时,陈佑时支持不住晕倒在地,被追上来的村民一阵恶打后,奄奄一息地躺在路旁,后因伤势过重牺牲。后来,警察还是不放过,取下他的头颅,挂在泉州钟楼的墙上“示众”。

就在陈佑时惨遭毒打后不久,林拱震也不幸中弹牺牲。接着是王琼被警察围捕缉拿。余下6个人最后撤至英林大觉山。

乡警和警察也很快赶到了,将大觉山包围起来。警察分路由山下向山上搜捕。陈相镖为了引开警察,掩护其他队员,把子弹打光了,最后被敌人子弹击中颈部,当场牺牲。

傍晚时,刘廷都、刘长来、李秋水相继被捕。只有许远目和刘丕鸿两人躲过搜捕,在入夜后成功逃离。

刘廷都等人被捕后,被告密者指认出来,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在国民党特派员罗尔詹亲自审讯和严刑拷打并无所收获后,3人于6月18日被活埋于泉州的东岳山。王琼后被家属重金保释出狱。

这次经济斗争,由于侯如海对在大白天实施斗争可能发生突然事件估计不足,处置欠妥,导致中心县委6位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骨干牺牲。

6月,中共闽中特委在长乐玉田开会,对侯如海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给予侯如海开除党籍的处分,并报省委(未批);特委任命许集美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

1947年2月,中共闽南特委在闽侯县尚干乡召开会议,决定改中共闽南特委为中共闽中地委,布置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组织群众开展求生存斗争、筹粮筹枪、建立地方游击队等任务。会议还决定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安海镇,建立武装游击队,开辟“安南永”山区根据地。当时地委还估计到攻打安海后,大批的敌人会扑向安海地区,斗争将是残酷的,要求泉州党组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决定召集各地武装干部,并组织内坑、安海农民武装队伍共300多人,于5月11日晚上攻打安海。当夜,中心县委领导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亲自领导指挥,队伍分为四队,分别攻打安海镇公所、警察局、银行、邮电局。攻打安海的枪声打响了,各路队伍分别向各自目标发起猛烈进攻,口号声响彻安海镇。战斗至次日凌晨2时,总指挥部吹响撤退号令,参战各部安全撤出安海。这次战斗行动是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的转折点,它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也让国民党福建省第四行政公署惊恐万分。

攻打安海后,为牵制敌人兵力和转移目标,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按原计划组织一支30多人游击队,转移到“安南永”山区开展游击战争。6月下旬,许集美接闽中地委的指示,带领游击队转移到南安的八都,与先期转移到这里的闽中游击队会合,并准备向戴云山挺进。

7月初,这支队伍到达南安山门时,遭到从福清尾追过来的国民党保安团一个中队和南安、安溪自卫队共计1000多人的包围。游击队利用地形展开阻击,但由于人和枪都处于劣势,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在遭受巨大损失后,不得不向山区撤退。

游击队撤到德化县界后,与尾追的敌人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又不得不采取小股兵力分散突围的办法撤退。

南方的革命斗争形势很残酷,北方的大战也时刻不停。东北根据地的军民经过一年的奋战,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全面退守。这时,南方的国民党当局为加紧扩充军队、补充军费,企图以南方支援北方,挽回日益临近的败局。为此在国统区内加强征税、征粮和征兵,甚至入村直接抓壮丁、抢粮食。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恶劣行径,泉州中心县委把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反“三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在中心县委委员、晋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领导下,根据闽中地委指示精神,由郑家玄起草印发《晋南惠同安壮丁大同盟宣言》,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

1947年8月21日,沿海区委游击队在反革命分子张宜发回家的路上,将其拦截并击毙。对已向军统特务王介自首,又提供地下联络站和党员名单的原闽中游击队员、叛徒吕俊追,也迅速采取断然行动,消除后患。

同年11月2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晋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在南安金淘温厚小学岭后分校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同日,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南安县工委领导之一黄竹禄也在南安福川缺塘村被捕。第二年的7月12日,郑家玄、黄竹禄在莆田狱中被秘密杀害。

下旬,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和几位成员由惠安转到晋江,选择在英林的埔顶寮村落脚。埔顶寮村是个偏僻隐蔽的小村,人口少,成分单纯,是党员洪肇服的老家,本来就是一个秘密的交通站。

同年11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晋江英林埔顶寮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黄国璋、祝增华、刘润世等闽中地委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学习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八二八”指示和部署开展组织整顿。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领会了上级指示精神,深刻总结一个时期以来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经验及教训。会议还重新调整和明确了泉州中心县委、晋江工委和城市工委、沿海区委的领导及组成人员,对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

在埔顶寮会议上,党组织决定镇压反革命骨干分子吕觉剑和“科任事件”告密者、科任村保长陈青山,给国民党反动派予沉重打击,为革命烈士报仇。

1948年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晚上,吕觉剑家里热闹非凡。陈青山及反动分子吕良堆也到“宫仔口”喝酒、赌博。游击队共40余人,一路由许集美和林萱带队,化装成警察局便衣队,直奔开设赌场的“宫仔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青山和吕良堆逮了起来。另一路由祝增华和林勤读带领,埋伏在吕觉剑家附近待命。当2名预先混进“冬防队”里的党员悄悄打开大门时,20多名游击队员蜂拥上楼,端着枪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吕觉剑和其他“冬防队”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束手就擒了。

游击队把吕觉剑押下楼,并在离他家不远处一块空地上将其枪决。两路游击队会合后,将陈青山和吕良堆押出科任村外,当场宣布他们的罪行,并执行枪决。这次镇压行动,有力地震慑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反革命骨干,扩大了武装斗争的政治影响。

1949年5月1日,这天正好是农历的四月初四,是塔头(刘)村供奉的“皇后妈”的诞辰纪念日。按往常习俗,村里要举行拜祭活动,放爆竹、演大戏,各家各户还要摆上几桌宴请亲朋好友,邻村的人也会过来一起热闹。

塔头党支部书记刘维长与晋江游击大队长刘基固、副队长刘丕鸿研究决定:利用酬神演戏群众聚集的机会,向群众开展反“三征”和进行武装斗争宣传。为了防备国民党军警突然来“清乡”,支部研究决定,临时组建一支由党员和群众组成的武装,负责站岗放哨和夜间巡逻,维护村里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5月1日半夜,晋江县自卫队第一中队100多人,在中队长朱文良的带领下,从安海镇出发,直奔塔头村。

当朱文良带领的人马临近塔头村时,发现村里有不少人刚看完戏,又接着喝酒聊天,而且灯光四处明亮。心性多疑的朱文良,怕村里有诈,不敢贸然指挥自卫队进村。100多人的自卫队只好先隐蔽占领村北的印山制高点,并架起机枪警戒。

由于人多闹出一些动静,隐藏山上的自卫队还是被群众发现了。有群众连声高喊:“自卫队到山上喽!”情急之下,自卫队的机枪手扣动扳机,向村里的群众射击,枪声震惊了全村。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刘基固与几个支部委员立即指挥塔头(刘)村临时组建的50人武装,坚守在村口。

运伙区委紧急研究后,决定发动全区群众,武装起来,支援塔头,开展“反清乡”斗争。于是,分头通知东石、英林片各支部及其所联系的村,公开组织群众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同时通告港塔、下柯坑、伍堡等支部密切监视金井驻军的动向,准备截击敌援军。

上午10点左右,各乡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奔向塔头,他们中有的携带手提机枪、汤姆逊、卡宾枪、大曲七等武器,但多数人手持土枪、锄头、长矛、鱼叉、斧头、扁担等各种器械,斗志昂扬,浩浩荡荡,前往塔头参加反“清乡”斗争。敌军见状据守印山,并对我方阵地射击,形成对峙局面。

为了快速有效地打击这支自卫队,刘基固、刘廷竹和刘丕鸿三人一块商量后,决定组织武装人员进行强攻。

午后,100多人的突击队员全部到位。刘廷竹和施纯蚶带领一队人员,从东边对印山上的自卫队发起冲击。由刘基固和刘丕鸿带领另一队人员,从北边发起冲击。

由于印山上的自卫队有100多人,又临时挖了防御工事,兵力火力都比较强。突击队几次冲锋,总是被自卫队的火力压制下来。战斗中,刘廷竹被子弹击中大腿负伤。突击队员姚嘉排在冲锋中胸部中弹,当场牺牲。姚嘉排的遗体还被自卫队抢走,头颅被砍下来挂在树上。

自卫队的罪恶行径更加激起民众的愤怒,从各村陆续赶来的群众,人数多达上万人,硬是把印山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

黄昏时,被围困在印山上的自卫队突然抢占塔头(孙)村孙天化的楼房,并依托该楼房固守顽抗。突击队很快收拢人员,又把孙天化的楼房包围了起来。自卫队几番想突围逃脱,都被突击队打了回去,只好龟缩在楼房里。

眼看强攻不行,刘基固等人商议,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力劝自卫队缴械投降。但狡猾的朱文良,故意提出几条很苛刻的条件拖延时间,目的是等待救兵到来。这时有人建议用火攻,逼自卫队缴枪投降,但考虑到会烧掉整栋楼房,没有实施。

其实,就在突击队抢占孙天化楼房时,朱文良就已派人化装成泥水匠混入人群中,然后逃出现场,快速前往安海搬援兵。接到朱文良求救后,晋江县刑警队队长黄则伙,立即带领40余名刑警,乔装打扮成游击队队员,赶赴塔头村救援。当晚9点30分左右到达塔头村村口。

这时,在村口放哨的是黄深侠和黄念发父子二人。黄则伙向这对父子诡称:我们是西路游击队的,接到通知后,连夜赶过来接受自卫队投降。在骗得口令后,立即把黄深侠父子用刀捅死。刑警直达孙天化楼房外时,以吹哨和拉机栓为暗号,要求自卫队举起枪出来向“游击队”投降。自卫队员们果然双手举枪,列队走出楼房。他们在向村外逃走时,开枪打死在村口石桥站岗的刘维岑,打伤刘长江。

枪声惊动了刚要散去和回家的群众,村子里一时又躁动起来。当刘基固等人赶到孙天化的楼房时,才明白其中有诈,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可为时已晚,假游击队和自卫队,已经撤出塔头村外了。

塔头反“清乡”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为求生存、求解放,敢于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然斗争中有牺牲,但群众情绪仍然很高,我们党的工作更加活跃,形势发展更快。

塔头反“清乡”,虽然革命力量损失比较大,但在其他地方的配合行动上却取得了不小的“战绩”。 5月2日上午,运伙区科任支部组织武装骨干20多人袭击驻科任敌军,打死敌官兵13人,缴获驳壳枪一支、手榴弹2箱、子弹1000多发,有力地支援了塔头反“清乡”斗争。

自塔头万人反“清乡”和科任突袭成功后,各镇的反动军警开始恐慌起来。金井镇刑警队长郭角和国民党区长郭志本主动向钞岱支部自首,交出长短枪5支。镇公所只剩10余名镇警驻守,已成惊弓之鸟。但是,镇长陈荣宗十分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并依仗地方反动势力,抓丁逼捐、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是恨之入骨。

5月7日,运伙区委作出攻打金井镇公所的战斗部署:由林萱和刘丕鸿指挥的20名区游击队员和10名武装骨干主攻镇公所。金井镇周边各支部组织部分武装群众配合行动,主要是阻击可能从深沪和石狮方向前来增援的军警。同时,塘东支部组织30名党员和群众,由南面配合攻打金井镇公所,防止镇警向南撤逃。

5月8日凌晨,游击队分两路全部进入各自的阵地待命。这时,在金井镇的南面却突然响起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也惊醒了沉睡中的镇警。原因是塘东支部派出的党员和群众武装,由于黑夜紧张,造成枪支走火。

眼见镇公所内亮起了灯火,生怕镇警加强防备,林萱果断下令攻击。率先开枪射击的是机枪手张武平,只见他扣动扳机,一颗颗子弹射向镇公所的大楼,弹头拖曳出一道道光亮。

镇公所内的镇警和办事员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枪声吓住了,纷纷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着未穿好的衣服裤子快步跑下楼来,并打开后门想从这里逃命。哪知道游击队早就在门外等候了,在一片“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敌人一个个束手就擒。

镇公所攻下后,游击队迅速集中兵力,将陈荣宗的住所包围了起来。林萱借用一家杂货店的电话机,打电话给陈荣宗,劝他出来投降。顽固的陈荣宗回应说:“我压根儿不知道有投降这两个字。要我投降,这得问问我手下这帮人和我手中的机关枪。”见劝降无效、政治攻势不灵,林萱下命令强攻。

早已准备好的机枪手,瞄准陈荣宗住所的门和窗,“突、突、突”就是一阵子射击,将门窗打得稀巴烂。为了观察射击效果,林萱和另一名队员登上邻近楼房的楼顶,发现陈荣宗的住所,是前厅后屋,这时陈荣宗肯定躲在后屋里。于是,队员就向后楼屋顶上扔出一颗手雷,将屋顶炸开了一个大洞。紧接着又顺着这个大洞,扔下另一颗手雷。

许久,屋内变得一片死寂。游击队员随后进入楼房内查看,发现陈荣宗和他的弟弟陈荣南均被炸死,俩人血肉模糊、满身黑灰,落了个不齿的下场。

在成功攻克金井镇公所后,坑边支部书记陈培悌等人到坑西村,向区委书记陈煖漂汇报工作,提出攻打深沪镇之事。经研究,区委很快对攻打深沪镇公所作出部署,确定以科任、坑边、吕宅、埔宅4个支部为基础,再从坑西、柳山、石圳等村中挑选一批骨干,组织一支不少于50人的突击队,由区委委员陈煖贺、陈煖福负责指挥与协调。

5月23日拂晓,各战斗小组乔装打扮、藏匿武器,分散进入深沪镇区,并按预定的路线进入隐蔽的位置埋伏。天亮后,第一组的杨康熙装着像闲人无事一样,在镇公所大门前散步,来回观察里面的情况。这时,刚好有一个镇警手上端着一盘菜从厨房里出来。杨康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手紧扼这名镇警的喉咙,一手用短枪顶住他的脑袋,将他控制起来,并威胁道:“不许动,敢动就一枪打死。”埋伏在外面的陈培悌、杨煖福、杨思义等人蜂拥而上,快速冲向二楼。

此时,镇警们正围在一张桌子上吃早饭,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

第二组在行动时,由于反动保长蔡文生已事先潜逃,结果只抓到吴振国和蔡文生的小舅子。两人被押回科任,经教育后释放了。

第三组在外围,意外地抓到了两个来深沪打探情况的便衣特务,经审查核实后,交由土地寮的同志就地枪决。

我党武装在金井镇和深沪镇接连的胜利,推动了其他乡镇的武装斗争。6月,东石游击队出动10余人,逮捕了国民党参议员蔡尤钻,缴枪8支。镇长李毅获悉后弃镇潜逃,镇公所不攻自破,从此垮台。同时,埔顶寮党支部派人通过关系做英林乡乡长及乡公所内部人员的工作,使之自动携带武器投降,乡公所也随即解体。至此,晋江沿海地区的国民党乡镇政权基本被摧毁或解散。

很显然,晋江沿海地区的胜利还只是局部的,顽固的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黎明前的战斗还将持续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很快解放了闽北的广大地区。在福建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大批向沿海特别是闽南地区撤逃。为了保证福厦公路的畅通,新上任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下令三二五师和省保安团、交通警察、武装特务,以及各县的自卫队,加紧对沿福厦公路两侧的闽中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进攻和围剿。

根据朱绍良的命令,国民党第三二五师九七三团团长黄升辉,率领该团的大部分官兵,在晋江县自卫大队、刑警队及便衣特务的配合下,于7月9日出动1000多人的兵力,从石狮、安海两个方向,向晋江东南沿海的五一、李刚和运伙3个游击区进行围剿搜捕。

10日上午,从石狮出发的一路敌军,沿石狮至东石的公路南下,直奔县工委机关所在地杏坑村。发现敌情后,县工委领导和机关立即转移到李刚区的英林村。结果,敌军扑了一个空。敌军占据龙园村,并驻扎下来。

从安海镇出发的一路敌军,开进到李刚区的塔头村附近。驻塔头村的游击队50多人,在晋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刘丕鸿的带领下,隐蔽在洋宅埔的树林里。当查明敌军向大觉山方向运动时,游击队立即出发,在虎头山敌军必经的路上组织阻击。

这时,李刚区组织委员刘维长和乡工委领导刘丕端、刘春游也带领群众武装200多人前来配合。敌军遭到游击队的阻击,并发现武装人员越来越多后,边打边撤至大觉山,抢占山头与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峙。入夜后,运伙区委书记陈煖漂和南乡乡工委领导郭天福等带领一支40多人的武装队伍,从金井赶过来,在大觉山附近的岩山投入战斗。

晚上8点30分左右,刘丕鸿组织队员以轻重机枪和冲锋枪,集中火力向敌阵地猛烈射击,同时上百名群众武装配合喊话。一时间,枪声连同喊声震天动地,山上的敌军不敢露头,更不敢行动。直到第二天天放亮后,他们才从大觉山山后撤回龙园村,与在龙园村的同伙会合。

11日中午,敌军依仗人多枪好,再一次向附近的群众武装扑来。敌人很快在鹦哥山上架设机枪,先是集中火力向游击队的指挥所猛烈扫射,接着分两路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猛扑过来,战斗十分激烈。群众武装抵挡一阵后,由于枪和子弹少,只好后撤到英林村和西塔村一带布防。游击队的几名指挥员和警卫班被敌人三面包围,但他们凭着地形熟、行动快,成功地突围脱险,最后撤回到李刚区委所在地埔顶寮。在这一次战斗中,警卫班副班长洪肇记(又名洪矮)和战士洪肇希为了掩护战友,把子弹打光了,最后壮烈牺牲。

12日黎明,敌大队人马继续向英林村和西塔村进发,群众武装由于力量悬殊,边打边撤。敌军进入西塔村后,连烧4幢房屋,并抢劫财物,直到当天傍晚时,才撤回到龙园村驻地。

晚上,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亲自到李刚区的龙水寮村,向晋江县工委的同志和游击大队的官兵,讲明这次敌军的行动目的是要抢占沿海滩头阵地,保障更多的国民党军撤往金门和台湾。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敌人血战到底,用战斗的胜利迎接解放军,迎接全国胜利。

第二天,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在营长林锡古的带领下,从龙园村出发,沿泉州至围头的公路,向金井镇推进。附近的群众武装在郭席排的指挥下,利用山头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双方战斗非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最后由于弹药不足,群众武装只好分两路撤到塔山和狗山,敌人乘机占领金井、新市和曾坑村。

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灵活运用战术,以主要道路为主线,伏击、拦截、袭扰、破坏敌军的行动,通过小规模又频繁的战斗,让敌人不得安宁。敌军在金井驻扎一个月后,于8月15日撤回到石狮和泉州。

1949年8月29日,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许集美、副政委郑种植带领一支迎接解放军小分队,从晋江内坑出发,30日赶到仙游枫亭,见到盼望已久的解放军。8月31日凌晨,在南安岭兜待命的泉州团队独立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直捣泉州城,当日下午,城区接管工作全部完成。下午5时,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泉州城与游击队会师,泉州城宣布解放。接着,游击队又配合人民解放军于9月1日先后解放安海和东石;2日解放石狮;3日上午解放永宁,下午解放金井;4日解放深沪,至此晋江县全境解放。此间,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分别进入沿海各个乡镇,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群众纷纷涌上街头,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热烈庆祝家乡的解放!

(本文经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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