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晋江县组织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根据党中央1938年8月15日《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李刚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发展叶忠、吴天亮等人入党，建立白垵（官桥）支部，并恢复共产党员张家读、洪我桌等人的组织关系；二是通过何帮基、许运伙、庄昌文等关系，在晋江沿海等地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三是把从延安等地回来的党员和从沙县转来的“厦青团”成员邓贡直、林松龄等组织起来；四是把从新加坡等地回国的共产党员粘文华、辜仲钊、苏棠影等也组织起来。与此同时，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晋江县的实际情况，发动侨乡广大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参加组建“抗敌后援会晋江县分会”“泉州文化青年抗敌服务团”“晋江县歌咏教导团”“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会”等一批抗日救亡团体。晋江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形成了很大声势。

193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闽中工委改隶于福建省委。同时，省委决定撤销闽中工委，分别成立福清、莆田、泉州3个中心县委。于是，晋江县党的组织改隶于中共泉州中心县委。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先后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条令和政策。晋江县的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诽谤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主人士，改组抗日后援会晋江分会，解散晋南联乡抗日武装，查封进步刊物等，对晋江县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为此，晋江县党组织根据省委关于“利用敌人打击敌人，利用落后推进进步，依靠非法斗争争取合法的自卫反顽斗争策略”的指示，发动群众，以组织群众工作为中心，使斗争立于不败之地。

1939年10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晋（江）南（安）建立中共官桥（梅岭）区委。11月，省委错认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代书记邓贡直为“托派”分子（后被错杀），布置重新审查泉属组织。根据闽中特委的指示，晋江县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组织和革命气节教育。1940年1月，晋江县的一批党员骨干参加了泉州中心县委在南安岭兜举办的党员训练班。5月，泉州中心县委委员许运伙在晋江吕宅主持成立中共鹦山区委。

1940年4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发动群众在泉州开展经济斗争，泉州党组织因此暴露。9月，泉州中心县委青年部长吴德辉被捕叛变。接着，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叶忠在晋江洋尾进行筹款斗争时被捕（同年12月牺牲）。不久，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曾白羽也被捕叛变。晋江县的大批党员干部被迫转移、隐蔽，党组织又经历了一次严重挫折。

“皖南事变”后，晋江县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以及《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而对外则执行广泛的统一政策，以便揭穿和孤立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指示，运用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和教育了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进步力量，壮大了党的队伍。

1941年10月，在晋江县沿海发生了“吕宅事件”，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运伙不幸牺牲。之后，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中共泉州临时工委，其下辖的区一级组织撤销。晋江县党组织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斗争。1942年4月，泉州临时工委改为特派员制，并先后建立了中共沿海、安海两个区。1943年7月，全县抽调了十多名党员干部到永泰清溪参加省委举办的整风学习，部分干部还参加了省委举办的武夷干校第六期训练班的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往各地工作。此后，晋江县党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

1945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泉州党组织在安海“十九间”郑厝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形势，总结经验，调整组织，部署工作。会议决定泉州党组织特派员制改为泉州中心县委（实际上委员制仍未建立），还决定建立中共晋江县工委，直接领导晋江县党组织的工作。6月间，中共福建省委委员、闽中地委副书记蔡文焕等人在晋江科任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晋江县党组织的许多党员、干部因此暴露了身份。晋江县工委负责人临危不惧，及时组织有关的党员干部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晋江县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同晋江侨乡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坚持抗日反顽斗争，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壮大了革命力量，直至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资料由晋江市委党史方志室提供）

本报记者 黄伟强 整理